窗外已是大亮，我继而吃力地从床上坐起来。我抬头去看墙上的挂表，已经是次日的中午十一点多了。

我拖着身子下床，走到窗台将窗户打开。初冬的风并不刺骨，但却已经很寒冷了。

我深吸了一口，冰冷冰冷地寒气透过鼻腔，然后一路渗进了肺腑。

恰时有人推门进来，紧接着就是一声关切地女音，“蒋小姐，您不能站在窗户口，会感冒的！”

我闻言回头，看到来人正是负责我的护士。

我继而将窗户关上，重新走回床上坐下。我问她：“骨髓穿刺的结果出来了吗？”

她摇了摇头，“t 一般需要五至七天，这才第四天，请您耐心等待一下。”

我又问：“会是什么不好的病吗？”

她脸上挂着职业性地微笑，温和地安抚我，“不会的，您一定会健健康康的。”

我无奈笑，感觉自己问了一句废话。

她走后，我一个人在病房里吃了点饭。我一直没有看到周舜臣，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在床头的柜子上放了一个水杯，我抬眸看了它许久，然后又垂下了眼眸。

大约快到晚上九点的时候，周舜臣才重新出现在病房里。他一身风尘仆仆，一看就是出了趟远门。

我没问他去了哪里，因为跟我无关。但碍于他这几天一直照顾着我，我还是客套问了句：“吃饭了吗？”

他言简意赅说吃了。

我便没再说话。

周舜臣继而问我：“今天感觉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