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好了，你不用解释太多，我都懂。”郑立辉双手使劲搓了搓脸，轻声问道：“你们目前做这种手术的成功率大概有多少？”

“……”刘阿株顿了一下，低声说道：“成功率在……五到六成。”

“那么剖腹产过程中都存在哪些风险？”

“手术过程中，会出现产妇大出血……，手术后血栓形成率、再次怀孕发生前置胎盘和子宫破裂的几率要远高于正常分娩。”刘阿株低声说道：“另外，剖腹产的婴儿可能会有呼吸系统功能异常的风险。”

“可有应对措施？”

“对于手术中大出血，我们会用成熟的缝合技术加以止血，断不会让产妇处于大量失血状态。在取出胎儿后，我们会搭建一个类似母体的抚育箱作为过渡，尽可能地让婴儿免遭外界环境的强烈刺激。”

“不过……”刘阿株说着，脸上露出一丝忐忑，“不过，手术过程中会发生各种不可预测的问题，我们……我们不能保证手术完全成功。这一点，请郑部长获悉，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郑立辉闻言，顿时无语。

合着，你们妇产医科水平发展了十几年，偷偷摸摸的人体实验也搞了数十上百次，到现在也不能完全保证一起简单的剖腹产手术成功？

其实，当大明仍在依靠传统经验医学应对疾病，欧洲尚处于放血疗法的黑暗时期，新华已在医学领域开辟出一条融合华夏传统中医智慧与后世现代医学框架的独特路径。

在17世纪的世界医学版图上，新华医学所“创造”的成就，如同一颗璀璨的星辰，打破了这个时代的蒙昧。

这种跨越式的医学发展，不仅源于新华政府对医学“强基之本”的战略定位，更来自于其对人口繁衍与新洲大陆开发的现实需求。

毕竟，每年要将成千上万的移民运往横跨大洋的新洲，没有坚实的医学后盾，没有完善的防疫体系，一切宏图伟业都将沦为空谈。

新华政权建立之初，便在中枢机构设立“文教卫生部”，将医学发展纳入国家战略规划。

与大明的“太医署”主要服务于皇室的定位不同，新华医学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普惠全面、服务拓殖”的双重使命。

首要举措便是打破传统医学“师徒相授”的封闭模式，在始兴城建立医学院，系统构建现代医学教育体系。

医学院将传统中医的“四诊八纲”与后世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进行交叉融合。

新洲医学院采用“五年制“培养体系，学生前两年学习解剖、生理等基础学科，后三年分科深造。

其解剖教室常年会配备防腐尸体标本达100具，远超同期欧洲医学院的储备。

正是这样的教育体系，培养出了刘阿株等新一代医师，他们既精通《黄帝内经》的辩证理论，又掌握血管结扎等现代技术。

在解剖学课程中，学生既要研习《洗冤集录》中的脏腑描述，也要通过动物解剖（后期发展到人体解剖）建立立体的生理认知。

而在诊断领域，中医的脉象研究与简单的听诊器、血压计（以动物膀胱或皮革为充气袋）等器械检测结合，形成“中医辩证+新医指标”的双重诊断体系。

这种整合绝非简单叠加，而是以中医“气血理论”为基础。

新华医学还率先提出“微循环”概念，并在四年前就尝试用银质导管进行血管探查，比欧洲同类研究早了近百年。

1638年，《新华医典》第一版问世，这部堪称新洲大陆“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典籍，统一了外科消毒、药剂配比、中医药方、病历书写等行业规范。

在东平的两家医院手术室里，身着白大褂的医生需用煮沸法消毒器械，用稀释的石炭酸溶液擦拭手术台——这些在后世习以为常的操作，在当今世界堪称医学革命。

据卫生部1639年统计，采用标准化消毒流程后，外科术后感染率从十年前的65%骤降至9%，这一数据让欧洲外科医生望尘莫及。

对于横跨太平洋的移民船队和拓殖据点而言，疫病防治是生死攸关的课题。

新华医学在这一领域展现出超前的防控思维，构建了“检疫--免疫——公共卫生”三位一体的防疫体系。

1626年，当新华强制迁移墨西哥班德拉斯谷（今巴亚尔塔港）数十名西班牙移民来到始兴港时，便创立了首个海上检疫站，由此建立了对对所有外来船只和人员进行“三查”制度：检查船员和移民的健康记录、查询货舱卫生状况、核检动植物携带物。

针对大明常见的天花、鼠疫等烈性传染病，检疫站配备了隔离区和熏蒸消毒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