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是曾经能参加生物竞赛，能发文章，有过科研梦想的人啊，怎么现在会差成这样呢？

那时候没有人关心他的这种想法。

杨艳玲关心的是他有没有按时吃饭，有没有好好学表演；老师们关心的是他是不是遵守班里纪律，有没有影响其他同学的学习；而班里同学在知道他是艺术生之后，也都觉得反正他之后是要分班去集训的，没有必要跟他多交流文化课的事情。

杨乐遇到不会的题去问老师，老师就说，这个你没必要懂。

去问同学，同学就说这个教了你也不会。

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其说杨乐的科研梦想是被他自己放弃的，不如说是整个成长环境，替他做出了选择。

在那个所有人都不觉得你有自主意识的未成年时代，一不小心，周围的一切都会变成你成长的阻力。

杨乐不甘心，他去跟老师说，跟同学说，跟杨艳玲说，他是想好好学文化课的，他想做科研，如果有机会，他也想成为一名科学家。

但是所有人都说：你先证明给我们看啊。

现在的成绩考成这样，谁能相信你能靠文化课成绩参加高考呢？

那是杨乐第一次感觉到绝望。比爸妈离婚、后爸出轨还要严重的绝望。

他们要杨乐证明，但又阻断了杨乐能想到的各种努力的途径。

就像有一只笼子，把杨乐牢牢地关在里面，笼子上有成千上万把锁，只要打开一把，他就能把头探出去松口气。但是没有。

直到有一位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的余徽晓同学，主动过来，朝杨乐伸了一只手。

从那以后，杨乐身边就多了这样一个嘴硬心软的人，陪他一起努力向上。

杨乐不知道被余徽晓嘲讽了多少次，她用冷漠的眼神看着他，嘴里永远说不出好听话。但和周围所有人不同的是，余徽晓从来没离开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