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镇北亲自给他拖下青山，捏了捏周身的筋骨，没有受要紧的伤，当场就给他按在帐前，毫不留情地打了二十军棍。

袁钊不服，扛着吊起的右臂，拄着拐棍，单腿蹦到镇北大将军的帐前替小三娃儿喊冤，也被按着一起挨了打。

两个半大的小子，第一次从战场上下来，还未来得及回忆那些惨痛的血腥，就龇牙咧嘴地和伤员趴到了一起。

上药的军医是个糟老头子，脖子上挂个酒葫芦，手重的很。

袁钊脸憋得通红，又不好意思在小三娃儿这丢了面子，还硬撑着宽慰他：“三娃你要怕疼你就喊出来，喊出来就好了。”

小三娃儿一声不吭地咬着牙。

末了，军医给他收拾了带血的衣裳，从怀里掏出一包饴糖，甩到三娃儿的脸上：“你二哥让我捎给你的。”

“谢谢姜叔。”三娃儿艰难地打开糖包，和袁钊一人一半分了。

袁钊吃着糖，含混不清地问：“咋？没听你说过你还有搁哥呐！哪个营的？”

“二哥在天门关，大哥在雁南。”

“你家里当兵，为啥让老二冲到最前头？”

“大哥在家地位最低，打赌输了，没抢得过二哥。”

“那不乱套了吗！我家里我是老大，我说啥我弟就得听啥，不然我就揍他嘞！”袁钊一挥胳膊，疼地直嗷嗷，缓过劲儿来又来推他，“瞧你这娇气样儿，感情你家最大的是你呗？”

“嗯。”三娃儿头点的很坚定。

他身上疼，又起了烧，本来不想说话，只想好好睡一觉，但架不住袁钊在他的耳朵边像个蚊子一样絮叨，被他哄着他说了很多在家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