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司马颖想要将征南军司改易到益州，很显然，就是为了两个政治目的：一个为了是削弱新野王司马歆，同时又不至于令他过于不满，另一个则是为了把荆州的政治势力清空，好把自己的人手安插进去。

一旦成功，司马颖便将同时坐拥河北与江汉，其势力之强盛，天下将无人可及。

司马乂对司马颖此举并不满意，他对刘羡等人道：

“十六弟未免有些太急不可耐了。罗尚虽然获胜，但贼寇仍有数万人，想要收获全功，恐怕还要一段时日。他这时便要催新野王入蜀，新野王由奢入检，难免不会搜刮过甚，给国家留下一副烂摊子。”

因此，他便给司马颖回信，建议先暂缓此事。

可司马颖并不接受，反而再度传信回来，言辞空前激烈，斥责司马乂不顾大局，而且有违背事先约定之嫌。司马乂无奈，他虽心中不满，但为了维护关系，也只能发表诏书，向司马歆下令，命他率征南军司集体入蜀。

由于诏书于三月壬午下达，此诏书也被之称为《壬午诏书》。

结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新野王司马歆尚未成行，关中又爆发了一件大事：

三月下旬，秦州刺史皇甫重，公然向朝廷弹劾河间王长史李含，为了清除奸佞，他声称要发兵进攻长安。

原来，李含在洛阳受挫之后，暂时没有了招惹司马乂的想法。他劝谏河间王，不妨暂时将目光放到秦州与凉州，加强对陇右的掌控力。尤其是要针对曾投靠齐王司马冏，对李含怀有敌意的皇甫重。

皇甫重身为秦州刺史，手下约有三万兵马，又占据陇阪要道，与凉州刺史张轨交好，实是司马颙的心腹大患。可若要派兵与其交战，正面将秦州拿下，又不是一件明智之举。

因此，李含便献计说：“我王可以为皇甫重表功，令他到洛阳任职。到那时，他要么奉诏行事离开秦州，要么就只能违背诏令，成为乱臣贼子。”

司马颙对此颇有疑虑，问道：“我与长沙王有隙，他岂会从我心意？”

李含笑道：“长沙王不过借成都王之势罢了，我们只要说动成都王，还怕长沙王不答应吗？”

于是他立刻派人到邺城，重金贿赂了孟玖，再在孟玖的引荐下，向司马颖提出此请。司马颖此时心里想的满是荆州，哪里看得上秦州？于是爽快应允了此事。

当李含得到回复后，便一面向朝廷上表，一面调兵遣将，准备干脆在皇甫重不听命时发兵攻打，彻底解决后患。可皇甫氏到底是关西大族，征西军司内多有好友。李含的上表还未递到洛阳，便有人将其密告于皇甫重。皇甫重听闻勃然大怒，当众大骂道：“李含这个粗鄙野夫，当年不过落他两次颜面，也想害我性命？我必剖他心腹，观其肝胆！”

皇甫重皇甫商兄弟年轻时，喜好四处远游，结交朋友。早年皇甫商行至始平郡，听闻侨居此处的李含颇有才气，便欲与之结交，孰料李含自视甚高，认为皇甫商的乡状不过是三品，并非有才华的二品，因此不配与自己交往，竟将其拒之门外。

士子最重名誉，李含如此作为，真是对皇甫商的极大羞辱，皇甫商大为衔恨，自此便结下了梁子。

他将此事告知皇甫重后，皇甫重便动用人脉，找到了关西第一名族傅氏，请时任雍州大中正的傅祗来打压李含，将其乡状改为五品。李含因此蹉跎官场，即使才华出众，又屡立功劳，却始终未能得到大的升迁。一直等到河间王司马颙入主征西军司，方才一步登天。

故而谈及李含与皇甫兄弟的关系，双方可谓是势同水火，不死不休。

正是念及于此，皇甫重当即放下一切幻想，在天水厉兵秣马，并公开向朝廷弹劾李含，希望能够凭借皇甫商的关系，得到司马乂的声援。

可对于司马乂而言，皇甫重的自救，真是凭空来的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