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系列的繁琐程序，也使得地方官员不敢肆意妄为，随意滥杀无辜。

受儒家“仁政”思想的深远影响，朝廷素来标榜以“仁”治天下，强调人命关天，丝毫无可马虎。

但这往往仅仅停留在表面文章上。

在实际操作中，却又是另一番光景。

一个省每年上报朝廷需处决之人，可能只有三五名。

但随便一个县衙，在狱中“病故”或“受刑致死”的人数，却远超这个数字，其中不知有多少冤魂。

朱允熥早就知道这些弊端，此前他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已经大幅度减少了因此而“冤死”的人。

但他也清楚，如果此刻完全剥夺地方官府的审判权柄，难免会引发巨大的反弹与阻力。

“必须加大对狱中病故或其他非正常死亡原因的查处力度，特别是对那些受刑而死之人。”

朱允熥的语气骤然变得冰冷而坚决：“一旦查实其中有任何不法，必将严惩不贷，绝不姑息养奸！”

“在《大明日报》上大张旗鼓地宣扬这一点，务必使所有的百姓都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同时，将严厉的惩处措施昭告天下，并杀一批胆敢违令行事的官员，以此警示世人。”

“让天下所有的百姓都明白，官员胆敢触犯这一铁律，就是自寻死路！”

“地方官府今后仅有抓捕犯人的权力。”

“抓捕之后，必须立即提交犯人资料，详细说明抓捕的原由与依据，并正式请求法房、法科、法司等各级法部机构予以批准。”

“凡是法部机构审理后，认为逮捕不当或证据不足者，所羁押之人必须立即释放，不得随意关押。”

“此外，如果需要对犯人施以刑罚，也要事先获得法部机构的批准。”

朱允熥接着又详尽地阐述了一系列具体的实施细则。

对于官府是否能动用刑罚，他并未选择一刀切地全面禁止。

地方官府肩负着破案的重压，而朝廷也必须给予他们这种压力，否则，地方官府衙门恐将怠于履职，无所作为。

可反过来，在上面强令要求必须破案的压力之下，要地方官府衙门彻底杜绝一切刑讯手段，无疑有些强人所难。

后世依赖无处不在的监控摄像头来约束执法行为，一旦脱离了摄像头的视线，许多事情便难说。

如今的大明，根本不具备那般先进的科技条件，想要完全禁止动用刑罚，在技术层面就难以实现。

与其堵死所有通路，最后执行的时候，却实际上形同虚设，不如适度保留一个缺口。

因此，朱允熥的策略是：允许在经过法部机构的严格审批后，动用刑罚。

对于未经审批，擅自使用私刑的行为，则必将严惩不贷。

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点。

破案的压力，主要施加在官府衙门及其捕快差役身上。

法部机构，包括法科、法房等，他们只负责审理和判决案件，并不承担破案的职责。

案件能否侦破，与他们的考核毫无关联。

但涉及随意动用刑罚，，由法部机构来批准执行，其后果便需要由他们来共同承担。

正因如此，法部的机构在审理案件时，必然会审慎对待，绝不会轻易批准动用刑罚。

更重要的是，一旦地方官府胆敢私自动用刑讯，法科、法房等法部衙门不仅不会包庇，反而会挺身而出，揭露并指证地方衙门的违法行径，以此证明自身的清白。

这无疑将对地方官府形成极为强大的约束力。

再辅以巡回法庭的定期巡查与审理，冤假错案发生的几率将大幅度降低，降至微乎其微。

当然，无论是巡回法庭，还是法署、法科、法房等一系列法部机构，它们虽独立于地方官府衙门之外，却并非独立于朝廷。

只要朝廷有需要，仍然可以法外加刑或者法外施恩。

最核心的目的，是将重要的司法权力，从地方收归到中央朝廷。

法律是统治阶级维护自身统治的不可或缺的工具。

因此，在某些特定情境下，并不能死板地拘泥于法条，而应该根据实际的政治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以保持其应有的灵活性。

例如，可以根据时局需要发布特赦令。

又或者，对于某些情节恶劣、影响深远的犯罪行为，施以特别严厉的重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