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让沈溪突围，沈溪死得更快。

这不是说马文升准备催沈溪去送死，因为朝廷的军令未必能送进土木堡，沈溪连军令都领不到，谈什么遵从？

张懋瞥了马文升一眼，神色好似在说：“真是‘高招’，你怎么不自己去传达军令？如果派出的援军能收回来，就没这么多麻烦了，就怕这路兵马最后也要折损在土木堡，却无法延缓鞑靼人前进的步伐。”

刘健作为内阁首辅，适时发话：“西北形势急转直下，如今最着紧的是镇守京师和紫荆关、居庸关，北寇兵马必分兵多路奇袭长城内关和京畿重地，若是可坚持到寒冬到来，北寇兵马自然撤去，危机当可解除。”

“要做到持久作战，则必须加强京师九门戒备，传召各处勤王兵马火速向京师进发，与北寇一战！”

又是避重就轻的废话，关注的焦点不是怎么将沈溪征调出去的兵马讨回来，而是转移到京畿防务借给别人的兵马或许能收回，去了土木堡基本是有借无还，在鞑靼势不可挡的兵锋下，借出多少兵马都属于“打水漂”。

其实刘健这种态度很务实，兵马调都调了，土木堡朝廷也决定选择性放弃，你说什么也没用，与其追究责任，不如先商讨下一步兵马调度的问题，现在追究沈溪也没法把他押回来受审，想要追究李频的责任还指望熟悉地形的李频在居庸关死守。

阵前不宜换将，这个节骨眼儿上想追究责任意义不大，论功请赏更是无稽之谈，如此一来自然应该把这件事暂时忘掉，甚至对皇帝也别提，免得听了上火。

一退六二五，老思路，老战术，甚至不能算是旧瓶新装，干脆就是圆滑世故的老臣应该做出的选择。

萧敬一听这话，立马受到启发……他的心态跟刘健无太大区别，息事宁人是其最大的特点。萧敬连忙道：“那此事，暂且不议？”

谢迁有些不满：“之前怕误事，不肯给沈溪小儿调拨兵马，如今兵马都已调往土木堡，虽只有两千余众，但也未必不能力挽狂澜，为何不继续增派？”

虽说朝廷上下现在对谢迁敬佩有加，但他的提议却很难得到旁人的赞同。

谢迁想要设法营救沈溪，跟马文升两票对五票，无法扭转其他重臣的观点，别人也不会给他这机会，因为权贵们最着紧的是保住他们的身家性命，京师安危排在了第一位。

至于京师之外的事情，基本不在考虑范围之列。

李东阳道：“兵部刘尚书的兵马，也该早些征调回撤，若行军及时，紫荆关和居庸关左近之地尚且可具备一战之力，否则只能以京师为最后防线，与北寇一战。”17-01-1807:4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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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文华殿偏厅，七位顾问大臣汇聚一堂，商讨军政大事。

之前商讨一整天，都是按照既定流程办事，没什么新意。结果才散会一个多时辰，就有新议题了。

居庸关守将李频，上报朝廷出动援军两千余众增援土木堡，其得到的军令不是朝廷下发，而是由沈溪这个延绥巡抚直接开出的调令，让朝中的大佬们大出意外。

建昌侯张延龄并非七位顾问大臣的成员，但他跟兄长一起统辖京营，此时同在文华殿内。

听到熊绣的阐述，张延龄心想：“沈溪这小子不甘心引颈就戮，居然擅自调兵！？原本死后还可以追封个功臣，使得家族荣耀，但出了私下调兵这事儿，足可让你身败名裂，不是功臣反而是罪臣。这小子简直是自找麻烦！”

除了张延龄幸灾乐祸，与会大臣大多生性谨慎，诸如刘健、马文升，他们担心的是出动援军后对居庸关防务的影响。

虽说给沈溪派去的属于“预备役”，但在内长城一线遭遇鞑靼攻打之时，这些“预备役”兵马也可以派上大用场，沈溪此举在朝中大臣看来，有“僭越”嫌疑，擅自调兵，必须要拿出个对应的态度。

英国公张懋环视殿内群臣一眼，说道：“延绥巡抚，从居庸关调兵，未经兵部许可，怕是不妥吧？”

张懋没敢把话说得太满，因为他要试探在场大臣的反应，张懋清楚谢迁和马文升肯定会保沈溪，李东阳、刘健、张鹤龄则会站在踩沈溪一边，至于兵部侍郎熊绣则属于中立一方，两边都不会得罪。

张延龄蹙眉：“公爷这话不对，沈溪的行为哪里是不妥，根本是罪大恶极！沈溪身为延绥巡抚，本为光复榆林卫城出兵，结果他出京一个月，尚未离开京师六百里，兵不过宣府，如今延绥已顺利收复，他尚停留土木堡，如今调动的又是隆庆卫兵马，于情于理，都该追究责任！”

张延龄对于西北战事一知半解，只顾着攻讦沈溪，没有考虑太多。但像张懋、刘健这样的老臣，却清楚延绥巡抚这个职务有着怎样的定义……沈溪以右都御史领延绥巡抚，乃是刘大夏副手，征调兵马范围绝对不仅仅限于三边，为了达到对鞑靼作战胜利的目的，征调隆庆卫兵马帮忙，本身没有任何问题。

问题在于沈溪征调的兵马不是往宣府，而是往援土木堡，土木堡已荒弃，不在朝廷刚刚做出的军事防备体系之列。

如果朝廷将沈溪这种调兵行为认定是抵御鞑靼入侵，那就合情合理，属于正常调兵；如若将沈溪的这种调兵行为当作是为解救自己危难而不顾大局，那就是自私自利、贪生怕死的僭越。

说白了要看朝廷怎么给沈溪定性，在大明，以成败来论英雄最恰当不过。

在沈溪提前判断鞑靼人出兵计划，并且成功预言鞑靼主攻方向并上奏朝廷的前提下，沈溪的调兵合情合理，甚至被很多人看作是妙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