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说到一半就被他摆摆手打断,“朕不是在考你。只是想找个人一起欣赏这套瓷器。”
呃,这我是真没猜到。
他摸起一个汤碗,打量着道:“这套瓷器今天第一次用,朕很喜欢。你看,上面的画很写实很轻松,看着就如亲临其境一般,比那些故作高深的西洋画好多了。朕要是再年轻三十岁,不,二十岁,就像沙皇那样,把国家交给大臣,去外面看一看。同样是大国皇帝,彼得能做的,朕也能做到,是不是?”
我连连点头,根据七分事实,拍三分马屁,“彼得大帝去欧洲学习是因为俄罗斯和欧洲毗邻,欧洲各国的崛起和发展对他们冲击比较大,不进步就得被蚕食。大清没有这样的忧患,而且皇上治国有方、国富民强,欧洲学者反而在钻研我们的儒学。如果您要出去,和他的心态肯定完全不一样。”
他饶有兴趣地问:“你说说,朕的心态是怎样的?”
西方社会是在工业革命之后才全面超越东方的,在当前,除了英国刚刚确立的君主立宪制比较先进,其他方面并没有明显优势。
于是我说:“皇上看到他们的工业和看到这套瓷器的反应可能差不多:唔,还可以,但也没比大清强。某些制度倒是蛮新颖,却不合符大清国情。算了,没什么可圈可点的,还是游山玩水吧。”
他笑了笑道:“朕没你想的这么狂妄。”
我本要解释,他却没给我插嘴的机会,接着说道:“朕一生东巡三次,南巡六次,这天下如何,朕比谁都清楚。何况,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朕虽然没去过西方诸国,却读过西方人的书,吃过他们的药,看过他们的画和戏剧。人啊,吃饱穿暖才会思考。当一个没有多少文化底蕴的地方,在短短一两百年里突然涌现出大量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第一说明他们足够富有,第二预示着整个社会需要一场巨大的变革。在中国,老百姓穷则思变,历朝历代都是这样败的。其实老百姓太富足也会思变。当固有阶级成了牢笼,新的思想不甘被束缚,一定会想办法挣破。朕,想去看看这场轰轰烈烈的变革。”
在康熙面前,我从来都找不到穿越者的优越感。相反,我经常觉得如果不是时间的厚待,我根本没资格和这样的伟人对话。
他是封建王朝的帝王,也是整个大清接受西方文化最全面的人,他不止思考当下,也思考未来。
今天的谈话是感性的,但即便在这样一个不切实际的设想中,他也没放下责任。
他没法改变统治者的立场,但他的眼光比当下任何人都有前瞻性。
如果有一个方向可以让国家更强,百姓更富,而江山不会被倾覆,我想,他会义无反顾。
然而,一个伟大领航者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在迷雾中选择正确的道路。
除了他自己,没有任何人能为他指明方向,我也不行。
即便我告诉他,我来自三百年后,他也不会听我摆布。别说他了,四爷都不会。我们只能相互影响,一点点摸索着改变。